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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圣鳥跡書碑

千秋倉頡廟，中華文明根。聞名海內(nèi)外的倉頡廟，不僅由于它獨特的古建筑群，還在于它珍貴的碑石倉圣鳥跡書碑，短短28字的鳥跡短文，記錄了軒轅黃帝戰(zhàn)蚩尤、征炎帝等重大歷史事件，歌頌黃帝的功德，展示中華文明的肇始，刻于東漢延熹五年的“倉頡廟碑”甚至受到歐陽修、李清照夫婦等歷史名家的關(guān)注。

承載早期漢字記憶的“殿堂”

位于渭南市白水縣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倉頡廟是倉頡的墓寢與祀廟，也是一座承載早期漢字記憶的殿堂，在這里可以感受到漢字文明的來龍去脈，領(lǐng)略漢字故事的源遠流長。

踏入廟內(nèi)，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氣勢恢宏的照壁，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穿過山門便是前殿、報廳、正殿、后殿（寢殿）依次排列，布局錯落有致，氣氛肅穆莊嚴。每一座殿宇都散發(fā)著古樸的氣息，而兩側(cè)的東西戲樓、鐘鼓樓、社房、廂房等16座70余間古建筑，宛如一位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靜靜地佇立著，見證著歲月的變遷。

倉頡亦作蒼頡，相傳為黃帝的史官，是漢字的創(chuàng)造者。他的名字最早出現(xiàn)在《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典籍中。

在倉頡廟后殿的墻壁上，有17幅內(nèi)容與黃帝和倉頡有關(guān)的壁畫，每幅畫都訴說著一個古老而動人的故事，其中“擒蚩尤”壁畫生動地描繪黃帝與蚩尤激戰(zhàn)的場景，“西陵制衣”展現(xiàn)黃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教導(dǎo)人們織錦制衣的情景，“黃帝賜衣”講述黃帝賜予百姓衣物的溫馨故事，“天雨粟”則描繪上天為倉頡造字所感動而降下“谷子雨”的傳奇，“石樓造字”則細膩地刻畫倉頡造字的專注與智慧。

漢字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書寫了中華文明的燦爛畫卷，承載了華夏文化的歷史長河。文字的發(fā)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它使得知識能夠得以傳播、記錄和傳承。“倉頡造字”的故事早已被寫入小學課本，2010年聯(lián)合國將農(nóng)歷二十四節(jié)氣中的“谷雨”確立為中文日，以紀念倉頡造字的貢獻。

展示中華文明肇始的“文字”

清晨的陽光透過倉頡廟前殿的窗欞，灑在倉圣鳥跡書碑上，為它披上一層金色光芒，碑身與碑座相依而立，構(gòu)成一幅莊重而肅穆的畫面。

清代學者吳乘權(quán)在《綱鑒易知錄》中載：“帝命倉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倉頡見鳥獸之跡，依類象形而制字。”倉頡憑借著對自然的敏銳觀察和想象力，將動植物的形態(tài)轉(zhuǎn)化為簡潔易懂的符號，創(chuàng)造出早期象形文字。

倉圣鳥跡書碑碑首篆書“倉圣鳥跡書”五個大字，筆力雄渾，氣勢磅礴，碑文由清代知縣梁善長摹寫，訓(xùn)導(dǎo)賈敷言篆額，典史孫燦監(jiān)鐫。

此碑28個字已含漢字構(gòu)成法中的象形、會意等，一些字與甲骨文相同，表面上各不相關(guān)，但經(jīng)仔細研究，可見其中奧妙。

1984年，上海書店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閣帖》將它們譯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戊己”代表黃帝，“甲乙”代表炎帝。“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記述炎黃二帝同為部落首領(lǐng)，他們的所作所為均是天下各個小部落的楷模。“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記述黃帝征服炎帝和平定蚩尤之亂，天下重新恢復(fù)安寧，黃帝又成為天下部落首領(lǐng)。

倉圣鳥跡書碑短短28字記載軒轅黃帝戰(zhàn)蚩尤、征炎帝等重大歷史事件，歌頌黃帝的功德，展示中華文明的肇始，透過它得以窺見那個古老時代的風貌，感受著先民們的精神力量。

除了倉圣鳥跡書碑，在倉頡廟前殿內(nèi)還保存有“孔子弟子題名碑”“重修倉圣陵園碑”等碑碣14通（方）。這些古老石碑宛如時間的見證者，自東漢而起，歷經(jīng)五胡十六國的風云變幻，穿越唐宋元明的繁華盛世，直至民國的歲月滄桑。它們承載著倉頡廟的歷史記憶，是可考的珍貴記載。

備受歷史名家關(guān)注的“廟碑”

刻于東漢延熹五年的“倉頡廟碑”，圭形的碑身，兩面和兩側(cè)都刻有文字，它宛如一位靜默的歷史見證者，矗立在時光的長河邊。原本它位于白水縣史官村（即漢代衙縣縣治所在地）的倉頡廟舊址，后被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館。

該碑碑陽額右側(cè)有5行東漢人的題字，隸書字體剛勁有力，左側(cè)有北宋嘉祐年間呂大忠和喬岳的5行楷書題字。該碑正面碑文頌揚了倉頡造字的功績以及對劉明府德政的贊譽，碑的左側(cè)記載了孫羨的仕宦經(jīng)歷以及遷任衙令后立祠刊石的緣由，左側(cè)剩余部分以及碑陰和右側(cè)刻著掾?qū)俚男彰�、籍貫和出錢數(shù)。此碑由衙縣（今白水縣東北）縣令孫羨奉左馮翊太守劉明府之命而立，為紀念倉頡而立祠刊石。

這方漢代古碑，雖風化嚴重，碑文多是名字，但殘存的百余字依然吸引著眾多金石學家的目光。從歐陽修的《集古錄》到趙明誠與李清照的《金石錄》，再到清代的《金石圈》《抱經(jīng)堂文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關(guān)中金石記》等著作，這塊碑文不斷被提及和研究，成為金石學領(lǐng)域的一個重要話題。

《集古錄》中，歐陽修對倉頡廟碑的題名進行詳細記錄，提到議曹功曹騎史、連勺左鄉(xiāng)、有秩池陽左鄉(xiāng)等多個與漢代地方官制相關(guān)的名稱，這些記錄不僅提供了寶貴的漢代官制史料，也展示了歐陽修對于金石學的深厚造詣。

有趣的是，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合著的《金石錄》，則對倉頡廟碑的歷史背景進行深入探究。他們不僅考證碑文的立碑時間，還對碑文的內(nèi)容進行詳細解讀，特別是關(guān)于孫羨奉劉明府之命立碑一事，揭示了當時的地方政治與文化風貌。

此外，《金石圈》《抱經(jīng)堂文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著作也從不同角度對倉頡廟碑進行研究和探討，其中《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還提到碑文的保存現(xiàn)狀以及當?shù)孛癖妼τ诠疟�的態(tài)度，反映金石學研究與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

值得一提的是，《關(guān)中金石記》中對倉頡廟碑的保存情況進行詳細記載。清代官員畢沅為保護文物作出重要貢獻，他在書中提到“由于古碑長期受到風沙侵蝕和人為破壞，碑文已經(jīng)剝脫嚴重，僅存二百三十余字”，這一記錄不僅讓我們深感文物保護的緊迫性，也再次凸顯倉頡廟碑在金石學領(lǐng)域的重要地位�！醪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