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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演說，是指在公眾場合，以有聲語言為主要手段進行宣傳鼓動的一種語言交際活動，其在晚清就漸趨風行。1902年，創(chuàng)辦于天津的著名日報《大公報》刊載《說演說》，將演說與譯書、刊報并列為開啟民智的三大利器之一。因此，重返延安演說的現(xiàn)場，不僅能領略歷史褶皺里的風貌神采，還可看出“演說”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自有其獨立的價值與意義。

最辛苦的演說家與最當紅的演說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正式成立。因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抗日主張和“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的組織政策，使得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蜂擁而至。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tǒng)計，僅1938年一年就有1萬多名青年從該處獲批去延安。這還不包括從陜西三原、寶雞、甘肅隴東、山西臨汾等其他路徑進入陜北的人。

知識青年匯集延安，自然都希望聽聽共產黨關于抗日救國的具體主張；中共對于參差不齊的各地學生，也有意將對他們的教育從課堂拓展到廣場。毛澤東無疑是最受歡迎、也最辛苦的“演說家”。他經常在延安陜北公學的操場上，擺一個小桌子，對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新招的學生演說。毛澤東講得比較多的就是抗戰(zhàn)形勢：為什么只能選擇持久戰(zhàn)，為什么當前要堅持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什么我們最終一定會取得勝利。毛澤東講話善用比喻，常將大道理講得深入淺出又妙趣橫生。席地而坐的學生們聽到高興處就鼓掌，聽到諧趣處就大笑，也不覺得累。學生笑，毛澤東自己也跟著笑，講完后還同圍著他的學生邊走邊聊，也不急著騎馬返回。

當然，毛澤東的演說也有怒發(fā)沖冠的時候。1939年6月12日，蔣介石密令楊森部突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殘忍殺害中共湘鄂贛邊區(qū)特委書記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平江慘案”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即席發(fā)表了《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的演講（該演講后來整理成文，更名為《必須制裁反動派》，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據曾任過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主任的王仲方回憶，他從來沒見過毛澤東發(fā)那樣大的脾氣。他在晚風里揮舞著手勢，大聲怒斥國民黨的罪行。聽眾們群情激昂，口號震天響。因為陜北晝夜溫差大，有些初來乍到的外地學生邊聽邊跺腳取暖。時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的許光達正主持會議，他讓跺腳的學生保持安靜。毛澤東反倒體諒學生：“天這么冷，為什么不讓跺腳！”他這樣一說，大家反而安靜了。

但要說邊區(qū)一度最當紅的演說家，則非王明莫屬。1937年年底才從蘇聯(lián)飛回延安的“欽差大臣”王明，經常受邀到各機關團體演說。他只有一米五幾，酷愛蘇式打扮，常身著皮夾克配高筒皮靴，但人有激情又富辯才，演講時常讓警衛(wèi)員在講臺上放一摞馬列原著，邊翻邊講。王明對馬列經典段落和共產國際會議決議信手拈來，旁征博引、隨口直譯，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一度很受青年追捧。和王明一起回來的康生，也愛穿蘇式服裝，剛到延安時大講反對托派，他那句帶有濃重山東口音的口頭禪：“同志們，你們不要聽托洛茨基那個——驢叫喚！”常被學生拿到晚會上作模仿秀。同為“留蘇派”的博古，演說時則嚴肅正經，一口上海普通話有板有眼。

演說現(xiàn)場的無名英雄

一場精彩的演說就是一席豐盛的精神盛宴，講者舒心，聽者快意。延安時期的許多演講后來傳誦一時，如老輩人耳熟能詳?shù)?ldquo;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但一場演說是如何變成一篇鴻文的呢？這就不能不提演說現(xiàn)場的那些無名英雄——速記員。

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我黨并沒有速記工作機構，也無速記人員。戰(zhàn)爭年代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千頭萬緒，領導人講話很少專門擬稿，往往只有一個提綱。如1942年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整風報告，提綱就很簡單，主要是即興發(fā)揮。其在延安干部會上作的著名演講《反對黨八股》，提綱也僅兩頁紙，上列八個標題。如果沒有速記，事后就只能請演講人另寫。黨的速記工作是借鑒蘇聯(lián)經驗后，從延安開始的。

1938年4月，在中宣部的主持下，第一期中央速記訓練班在延安成立。唯一的教員張霽中，是黑龍江省安達縣人，1936年6月畢業(yè)于北京財政商業(yè)�？茖W校，1937年到延安（改名石磊）。他在填寫來延人員登記表的“特長”一欄時，寫的就是“速記”。張霽中給學員們教的是汪怡式速記，用線條、符號表示字音拼成語言，也即毛澤東曾打趣的“豆芽菜”。這種速記法比用漢字記錄能快三四倍。第一期學員是從抗大和陜公畢業(yè)生中挑選的20名共產黨員或具備入黨條件的年輕人，男女各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好反應快，年齡在20歲左右。1938年8月，第一批學員結業(yè)，隨即被分到中央、邊區(qū)幾個重要部門工作。速記開始在黨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

速記工作一般分四類：第一類是記錄中央領導人的重要報告和講話，除前面所提毛澤東的部分文章外，還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陳云的《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等，都是根據當時的速記稿整理出來的；第二類是記錄各種中小型會議；第三類是協(xié)助中央領導起草文稿、講話，即領導口述、速記人員記錄，如任弼時口述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稿）等；第四類是記錄中央領導人接見干部或客人時的談話，如毛澤東的《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就出自此次談話，并隨該文遠播國內外）等。

速記工作默默無聞又異常辛苦。中央密集地召開重要會議時，與會者往往鄉(xiāng)音各異，又是自由發(fā)言。速記人員對有的方言聽不太懂，又不熟悉發(fā)言人所說的屬地情況，記錄起來難度極大。而且很多記錄符號僅記錄人當時能識辨，需要迅速將其譯為文字。一般白天記錄一小時，晚上就要翻譯三小時，還要復寫出來，工作十分緊張。中央對速記員要求很嚴，但在政策待遇上則對他們關愛有加。速記員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邊區(qū)最困難的時候，還給他們每人每月另發(fā)六斤小米津貼，形勢好轉了就改發(fā)豬肉津貼。

中央領導人也很厚愛這批無名英雄。賀龍曾為速記員的棉鞋特批過條子，劉少奇親自給速記員送過西瓜。至于毛澤東，經常交代李富春，說要讓速記員吃好睡夠，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記。毛澤東本人作完報告，還常把做速記的年輕人拉上他的卡車，開到合作社請他們吃一頓。有時候開完會有供應的伙食，毛澤東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給速記員。后來速記員們一見毛澤東端著盤子過來，就趕緊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給他們夾菜。

正是速記員的無私奉獻，才使演說時的吉光片羽最終化為嚴整的鴻篇巨制。他們胸懷大志但甘做小兵，用一支鉛筆一片丹心，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檔案，更為中國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遺產�！跞剿紙�